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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斯科特指了指我的提包，问那是不是我的，我说是。他接着问我是不是每次去使馆都会带这个提包，我回答是的，问他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他没理会，继续问我在过往六个月里有没有和苏联大使馆的任何人接触过，不一定是外交人员，司机，打字员和门卫也算。”

“‘不，没有。’我说。”

“‘普鲁登斯先生，你的生活一切正常吗？这听起来很奇怪，我明白，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欠下任何债务，有没有赌博习惯，又或者，有没有和哪位迷人的女士纠缠不清？有没有任何别人可以用来威胁你的事？’”

“我可以感觉到冷汗冒出来了，但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免得那美国人看出什么端倪。我在想亚历克斯和巴里手上的照片，想波兰领事馆那个多事的警卫，他报告了那个可疑的文件袋吗？他认不认得我是哪家报纸的记者？为什么巴里的文件袋会牵扯到苏联大使馆？我忽然记起了桌子右侧那个戴毡帽的男人是谁，那是军情五处的康奈利探员，八年前深夜敲开杜松街55号的门，把亚历克斯带走的那个。他刮干净了胡子，虽然被毡帽挡着，还是能看出来头发少了很多，但毫无疑问是同一个人。”

“‘不，我想没有。’我回答。”

“‘上星期你去了波兰领事馆。’普利斯科特说。”

“‘还有五六个其他记者也去了。’我说。”

“‘有人看见你走进了非开放区域。’”

“‘那是我第一次去波兰领事馆，找洗手间，迷路了，一发现那是非开放区域就马上离开了。’”

“普利斯科特没再说什么，接下来轮到康奈利问话了，像乌鸦追着腐rou一样咬着几个点不放：还有和迪格比联系吗？没有？詹姆呢？也没有？亚历山大·卢瓦索先生？有，为什么？布兰登·‘巴里’·莫顿呢？没有？你确定吗？”

“施密特主编这时候站出来了，说探员们已经占用我太多时间了，而且提不出任何证据，没理由继续咄咄逼人地盘问报社的雇员。普利斯科特向他和我道歉，解释说我不是‘怀疑对象’，这只是例行查问。希望没有造成太大的干扰。”

“然后他们走了，但没有离开很久。两天之后两个彬彬有礼的先生回来了，一高一矮，自称来自军情六处，给我看了证件，请我‘自愿’跟他们走。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办公室，被塞进一辆车里，后座和驾驶座之间有挡板，玻璃涂黑，就像被关进半个棺材里。车程大概半小时，押送者们把我带进一栋外观普通的两层房子。”

“普利斯科特在客厅里等着，请我在沙发上坐下，问我要不要喝气泡水。我拒绝了，他的亲切态度也到此为止。他告诉我一个使馆三等秘书确认见过我从前台取走一个信封，中情局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信封里的是泄露的机密文件，因此也有足够理由怀疑我是苏联间谍。我被这个指控吓坏了——任何人都会被这种指控吓坏的。普利斯科特继续列出我和阿尔及利亚人的几次接触，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碰巧和一群旅居巴黎的开罗商人关系密切，而这群开罗商人是被莫斯科买通了的，中情局很清楚这件事，因为他们也花钱‘租下’了这些狡诈的生意人。”

“‘你准备怎么解释这一切呢，普鲁登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