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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我的鼻腔，“我记得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警告过您，不要在我面前摆出一副贵族的架子，您会后悔的。”

“不会比和您谈话更后悔了。”我冷冷地说到，朝门口走去，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但背后的视线却像针一样扎得我难受。

门在后面关上了，终于隔绝我和他。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突然发现海因里希·贝尔肯中士竟然站在走廊上，从不到两米的地方专注地看着我，就像十几分钟前一样。他对上我的视线，镇定自若地笑了笑，转身离开了。

这个人是关心他的长官吗？还是谨慎得过分了？要不然就是在针对我！

一股莫名其妙的恶寒顺着我的脊背缓缓爬上来。

接下来的日子像往常一样过了。

我没有告诉玛瑞莎和西蒙他们我去找过波特曼少校，这会让所有的人再次陷入焦急担忧的旋涡。但是两天以后我就发现原本还零零散散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暗哨已经完全不见了。一直到11月份，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来自于德国人的恶意刁难。

我不敢相信那次的谈话会有用，但是只要我身边的不出现那些讨厌的人和事我也非常高兴。

法国的好日子却仿佛一去不复返，因为各种各样的普通供应品都没了：多利奥小姐学会了用汽油、碱液和硝碱合成洗涤剂；安德烈买不到新鞋，因为动物皮都被保存起来提供给德国军靴厂；甚至连玛瑞莎的丝袜都从商店里消失了！不过德国人却可以厚颜无耻地指责是英国的封锁造成了这一切！

与此同时也有些东西比战前更加受欢迎，比如电影院、剧院、博物馆和夜总会，那里几乎夜夜都有照常开放，并且生意兴隆。好象这些地方都已经成了逃避现实的好去处。我和西蒙、拉丰商量了很久，决定恢复“夜莺”的演出，让它在艰难的岁月中发挥它的作用。于是我再次忙碌了起来，摆脱了近一段时间的“无所事事”，玛瑞莎也来到我的身边帮忙，和皮埃尔一样成了我的秘书。

她最近的情绪平静了不少，物质生活的匮乏给了人更多的东西；我们常常可以带着身份证、兵役应征卡和配给卡，手挽着手步行去教堂为将来祈祷。或许用忍耐的心情来相互扶持才是最实际而有意义的吧。

雷蒙德·戴斯先生开始和我洽谈我第四部歌剧的出版事宜，同时感谢我在“抵抗事业”中给他的帮助。

“已经出版了，它会把真正的战况告诉大家，也会把法兰西的热血传播出去。”

著名的音乐出版商说这话时眼睛里满是坚定的表情，但是我却还是很担心，盖世太保绝对有猎狗一样的鼻子，稍稍大意一点都会被他们发现。

这样的地下抵抗刊物传播虽然很隐蔽，但大都是利用可靠的自愿者在地铁站、商店、教堂甚至公共浴室散发，一个疏忽就能让整个发行网暴露。

我向戴斯先生建议在隐蔽的地方藏好印刷厂，他告诉我这是西蒙替他找的一个废弃地窖，很安全，而且还有备用的“车间”。

“我也会减少到您这儿来的次数。”他很体贴地跟我说，“毕竟您和我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如果来得太频繁也不好。”